| 熊文钊:“大部门制”的“吹鼓手” | |
| 来源: 【2008-7-7 9:17:31】【大 中 小】 | |
| 在今年3月召开的“两会”上,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,引起举国关注。作为近年来“大部门制”改革的敏锐倡导者,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学教授熊文钊,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。 2007年6月,熊文钊的论文《国家政策部门化的弊端》在《瞭望》周刊全文发表,引起了温家宝总理的重视,有过专门批示。此后他关于国家行政机构改革的文章屡见报端,多次提到“大部门制”,后来被许多媒体称为“大部门制”的倡导者之一。 从小喜欢“填表格” 熊文钊1962年生于湖北黄冈,自幼喜欢音乐,在黄冈中学就读期间上的是文艺班,1974年进入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乐团,演奏萨克斯和黑管,转眼就是七年。朋友们开玩笑这样评价熊文钊,说他是法律界音乐玩得最好的人,又是音乐界最懂法律的人。1977年恢复高考,已经拿了几年工资、工作稳定的熊文钊,决定弃艺从学,参加高考,并且报考法律专业。熊文钊说:“这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,我从小就对政治有一种敏感。” 上小学的时候,熊文钊就喜欢看报纸,并且对有官员出席的会议看得非常仔细。那是在“文革”期间,他特别关注哪个省的“革委会主任”是谁,副主任是谁,省军区司令、政委是谁,并且自己制作了表格,在报纸上看到一个,就在表上填一个,渐渐就把这些官员的名单填满了。时间长了,连驻外使节、外国元首他都分别制作了表格进行填写。 填表的同时,他开始了分析。由此,慢慢地培养了自己敏锐的政治洞察力。时至今日,他在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。 1981年熊文钊如愿考入北京政法学院(现中国政法大学)法律专业本科学习。他自己都不曾料到,正好赶上了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步与发展阶段,他与中国的行政法治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“初生牛犊”进入国家立法殿堂 1985年,熊文钊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,师从王名扬、龚祥瑞、应松年等著名的宪法与行政法学者,继续研习宪法与行政法。 1986年10月,全国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组,熊文钊这个“初生牛犊”有幸参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组主持的《行政法通则》的起草工作,并参与撰写了若干份试拟稿。这一年,熊文钊24岁。这么年轻就进入全国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组起草法律文件,历史给予他的机遇是千载难逢的。 减少“副职”观点屡遭“封杀” 2006、2007年来,熊文钊对“大部门制”的研究成果屡见报端,有多家中央和地方报纸杂志的记者和编辑来采访或来约稿,熊文钊总要提到行政机关应减少“副职”。他说,根据1982年颁布的《国务院组织法》的规定,国务院各部应设正职一人,副职二至四人;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,副主任二至四人,委员五至十人。可实际情况是,副职大大超编,例如国家发改委,副主任达到12个,严重超过法定职数。 当时编辑记者们都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,可最后发表出来的文章,这一观点总是被删掉。编辑记者们解释说,老总说这个观点太敏感,红笔“框”下去了。熊文钊很执着,坚称:国家有法律规定,政府要依法行政,这有什么敏感的? 后来在十七大报告中,明确提出“减少领导职数”,熊文钊笑着对那些编辑记者说:“你看,你们当初要是报道了多好!” 对于今年“两会”出台的“大部门制”改革方案,熊文钊作出了积极评价,但同时认为今年的改革方案还只是一个阶段性方案,与十七大报告要求的“职能有机统一”的“大部门体制”尚有距离,只是“大部门制”改革迈出的第一步。对于现在的调整方案,将公务员当作人力资源要素、社会保障职能仍然没能整合以及铁道部没有被合并到交通部等问题,熊文钊说,这还是部门利益在作怪。但他相信,迟早会有整合的那一天。摘自《民主与法制》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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