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随遇而安 | |
| 来源: 【2008-6-10 9:47:30】【大 中 小】 | |
| 近来重读汪曾祺的《随遇而安》,在文章的开头,居然是笑眯眯的“我当了一回右派,真是三生有幸”。做了二十年的右派后,他精神抖擞地回原单位上班,同事们见了大惑不解:“你这些年是怎么挺过来的?”言下之意,其他右派死的死亡的亡,即使还在也是身心俱疲,哪有活得这么有精神的右派。汪曾祺的回答只有四个字:随遇而安。 《古兰经》中有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——山不过来,我就过去。我们不能改变环境,最少可以改变自己。就如水,随物赋形,行于当行,止于当止。老子就曾说,水善利于物。汪老在《我的家乡》中说:“水影响了我的性格,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。”在水边长大的他,水“滋润”出他的人生哲学:随遇而安。 汪曾祺的右派是因单位的右派名额未满而凑数的。起初人们态度还比较温和,到了1958年夏季的一天,他去上班,一到单位门口,就看到楼道里贴满了围攻他的大字报,他一下子傻了。人家要炮轰、油炸、踩他一脚,但他却被蒙在鼓里。面对突施的暗箭和劈头盖面的侮辱,他的血压急剧上升。尽管如此,汪老先生还没忘记幽他一默: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: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,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!汪老没有患高血压病,心境很快平和下来。 汪老曾解释说,“遇”,是指不顺的境遇,“安”,也是不得已,想开了,如北京人所说的“哄自己玩儿”。他的心态是能够如“水”一样去化解一切问题、矛盾,他把痛苦嚼碎了,咽到肚里,然后再慢慢酿制成一杯微苦微涩的生活之茶。他对批判他的人竟很宽容:“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,对批判者也是过关。他们也并不好受,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,甚至还有点同情。”没有慷慨悲歌,也没有号啕大哭,只有温和、宽容和消解。 汪老能文善画,在发配全国马铃薯基地沧源期间,被安排画一套《中国马铃薯图谱》。他一幅接一幅地画,画完了一个薯,又画剖面图。时间在一笔一画中过去,痛苦也在不断消解。画完以后,薯块再无其他用处,他便放到牛粪火里烤着吃。后来,汪曾祺夸口说:“像我这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人,全国盖无第二个人。”汪老对生活里的苦难仿佛对待马铃薯,烤着吃! 文革中,他被一个冒失的年轻人用剧团大门撞掉了四颗门牙,他没有责怪,反而说“掉了就掉了吧”。有时牙疼得厉害,他“泰然置之,而且幸灾乐祸地想: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!”照样谈笑风生,语惊四座。汪老曾说自己的作品内在情绪是欢乐,其实我认为,欢乐就是他性格的“底色”。 汪曾祺曾经对自己的处世态度作过一番分析:有历史原因(老庄哲学),有本人气质的原因(没有抗争性格),也有环境的因素。其实,他更亲近的是儒家思想。对世俗生活的执着和肯定,构成了汪老精神世界的现世品格。有评论家认为这品格体现在两个方面:对生活的广泛兴趣;对人生生老病死的通达态度。汪老在晚年不肯搬进大套房,终老于老居户牖。邓友梅曾问他缘由,他小声说:“那地离八宝山太近,一看见那边的大烟囱,我就心里格恙……”参透了生死,还有什么苦难能束缚他呢? (摘自《中国教师报》王清铭 文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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