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国内，关于援越抗美战争的公开史料并不太多。而关于援越女兵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了，本文讲述的便是援越女兵的故事。４０年前，“十个桂林女兵”跨越国境线，随同３２万战友一道帮助越南军民抗击美军，有１４００名战友长眠在异国土地上。
①四十年后她们再次来到战友墓前
“４０年一直想来，没有这个机会。现在桂林的老战友组织，有这么个机会，这是祖国的酒。”７１岁的杨淑贞在丈夫郑若杜的墓碑前絮絮叨叨诉说着，她洒上酒，摆好带来的果脯，艰难地俯下身子，低低地亲吻着墓碑。
４０年前，郑若杜曾是中国援越抗美后勤部队６２支队的宣传股长，就在他牺牲的前一刻，杨淑贞寄来的糖果刚刚转抵越南，他对通信员说赶紧打开让大家吃糖，但还没来得及打开包裹就听见警报响起，“仗打完再分糖吧”，他边说边跑向一号炮位。从此，他再没回来。
２００７年９月９日，越南太原市灵山乡烈士陵园，包括郑若杜烈士墓在内，耸立着８３座坟茔，白色的墓碑上，用醒目的红色标注着中、越两国文字。默哀的人除了烈士家属，还有一群白发的中国退伍老兵，每人胸前都佩戴着一朵小白花。他们来自中国１２个省市，平均年龄６０开外，年纪最大的７８岁。退伍女兵们，即“十个桂林女兵”的代表：陈惠荣、红飙、蒙毅，忙着在陵园中献花和培土。正是“十个桂林女兵”，发起并组织了这次特殊的行程。
４０年前，１９６７年８月，“十个桂林女兵”即将归国，临行前她们就在此地脱下军帽，列队向烈士致哀。那年，她们十七八岁，和大部分牺牲的战友年纪相仿。如今，“十个桂林女兵”已经全部退休，她们当中，有工农兵学员，有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，有机关干部，也有人在工厂任职，企业不景气时，则默默承受了下岗的命运。
②从“革命小将”到“国际主义战士”
“十个桂林女兵”所在的部队是高炮６２支队，部队驻地在越南北太省太原市名叫“娜妮沟”的一片森林里。太原市位于河内正北方８０公里处，那里至今还是越南最大的钢铁和电力基地。而“十个桂林女兵”进驻太原的经历，几乎就是一场传奇。
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，红飙、王萍莉、陈惠荣、蒙毅等来自桂林的１０个女中学生第一次聚集在了一起。听说有１７个在北京就读的广西籍大学生要步行串联到井冈山，重走红军路，她们坚决要求参加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９日，等不及过元旦，２７个大、中学生组成了红卫兵步行长征队，举着队旗，捧着毛主席像出发了。他们每人带一件雨衣、一个饭盒、一个水壶，背着一床被子，齐声高唱：“说打就打，嗨！说干就干。”
长征队不久便走到了广西凭祥市，这里与越南仅有一关之隔。此时中国援越抗美的队伍已经秘密出征，只是没有对外公开宣布。女中学生陈惠荣觉得奇怪，一路遇到穿着越南军装的人，一口标准的东北话，统统没有领章帽徽，才知道已有部队出国。１７个大学生中，有两位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工院，他们悄悄到邮局给周总理发了一封电报，大意是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要求援越抗美，做国际主义战士，请您批准。机敏的蒙毅悄悄地跟了去，并且将这件事捅了出来。大家都觉得这是异想天开的行动，甚至取笑他们，结果回电真的来了，周恩来总理特批这支“红卫兵野战队”全体到中国援越抗美部队锻炼三个月。从这天开始，２７人的身份发生了质的转变——由红卫兵变为国际主义战士。
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下午５时３０分，２７个经过周总理特批的学生红卫兵秘密出了友谊关，此后三个月内女兵们都没有和家人联系。红飙的母亲曾在半夜梦见女儿，惊醒后，夜里两点多和红飙父亲一起骑上自行车跑到女儿同学家里寻人。蒙毅的妈妈则预备了照片，要到《桂林日报》或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寻人启事。
③念战友，踏归程
“十个桂林女兵”们结婚，生子，渐渐老去，没有一个人忘记往事。原６２支队的战友李如斌告诉记者，他为此感到惭愧，“十个桂林女兵”这份“６２支队情结”，要比很多在６２支队的老战士更深、更长。
重返越南为当年牺牲在异国的战友扫墓，是“十个桂林女兵”多年的情结。计划是一点点推进的：１９９７年，她们结伴到越南谅山，再次踏上越南的土地；２００２年９月，她们又一起到辽宁沈阳、丹东看望原来６２支队的领导和战友；２００５年４月，“十个桂林女兵”在确定了入越南的最佳路线与价位后，向分布在全国、原６２支队战友们发出了一封倡议书，邀请当年的战友一同重返旧地。女兵们还为此进行了分工，陈惠荣负责国内联络，王萍莉负责管账及管理邮件，而蒙毅则负责与越南方面的外联工作。
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，克服了包括经济条件在内的种种困难后，由原６２支队援越老兵组成的特殊的自费扫墓访问团启程，共３０个人，包括老兵子女，其中，“十个桂林女兵”就去了７个。������
④北纬十七度的记忆
２００４年，凤凰卫视的报道队伍第一次跟随中国驻越南使馆人员，走进了越南土地上的中国烈士陵园，随后制作、播出了专题片《北纬１７度：援越抗美中的中国军人》。
１９６７年２月，越南的河水还很刺骨，分配在医疗队的女兵要洗大量的绷带纱布，常常是半条河飘着血水。手术台用过的敷料里，有时裹着一节节肠子和碎肉。有些女兵一下子犯恶心了，陈惠荣扯着大嗓门唱起了山歌鼓劲：“红旗满山哎，鲜花遍地开，人人都说红军好，姐妹们送鞋来。”
１６岁的蒙毅分配在宣传队，莽撞的她到医疗队去慰问伤员的时候，看到一个２０岁的截肢的小战士，蒙毅没有看到他的另外一只脚，奇怪他放到哪儿了，还顺着床绕了一圈，想知道床底是不是挖了一个洞。小战士说：“别找了，没了。”蒙毅失声问，那你以后怎么办？小战士乐观地说，不要紧呀，我还可以装假肢，还可以接着为国家做贡献。
而“十个桂林女兵”则在战友们的呵护下毫发无损直至归国。每当防空警报响起，院长和老兵们都会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，从四面八方赶来把她们撵进防空洞，自己堵在洞口。
⑤八百封慰问信
２００７年元月起，８００封“致援越抗美烈属的慰问信”陆续从西安发往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民政局，发信人为原６２支队一连侦察班副班长杨宽让，他在信末附上了自己的通信地址和家庭电话，以及一张烈士陵园的影印件。上个世纪９０年代，杨宽让曾经接待了来西安出差的桂林女兵莫少兴，此后一直保持联络。２００５年９月，响应“十个桂林女兵”倡议，杨宽让前往越南扫墓。归来后，他便萌发了向烈属们通报的念头。根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统计，当年埋葬在越南的烈士共有１４００多名。杨宽让依据牺牲烈士名单，只要标明到县市一级，他全部向该地的民政局发去了上述慰问函。信是平信，但是大部分都超重，得贴两块到三块钱邮票。一位战友提供了复印烈士陵园照片的纸，满满一箱，全都用完了。４０年来，除了一纸烈士证明书，这是烈士家人接到的第二个烈士消息。
⑥永远的怀念
２００４年３月起，“贯彻执政为民、以人为本”的方针，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开始利用假日和周末，全面查证和寻找安葬在越南境内的中国烈士。经过为期１６个月的调查，确认越南原有５７座陵园，现已合并为４０座，其中最大的陵园安葬有烈士２１７名，最小的陵园则只有１名。
在中国援越部队当年驻地附近，上了年纪的人们至今还记得他们的故事。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５日，战士朱奎元在求江渡口为救落水的老人焦文碑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４０年后，当这支特殊的访问团在岸边民房找到一位７５岁的老大娘时，大娘的重述准确而肯定，担任翻译的越南导游阿宣是个２０多岁的小伙子，边翻译，边流泪。
蒙毅是“十个桂林女兵”中最活跃的人。她最大的心思还是如何让历史在这一代活着的见证人中保留下来。蒙毅听说辽宁锦州一个小镇上，烈士孟庆国的母亲还在，曾专程前去探望。结果到了地方，战友打来电话，告诉她不要来了，老人三天前去世了。
在蒙毅的桌上，摊着美国大片《野战排》《拯救大兵瑞恩》以及各种各样的越战光碟。这个年近花甲，当年只有初中学历的退伍女兵，开始认真地反思着越战背后的意义。对于战争的亲历者来说，那是一段曾经付出了鲜血、青春和激情的岁月，一段关于生命、友谊和战争的回忆。
摘自４月２４日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罗雪挥 文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