房市调控不力，问责制度缺位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在两次房市调控过程中，北京等地的房价迎头快速上涨，甚至比调控前的涨幅还大，而鲜有官员遭到问责。房价上涨带动GDP上涨，为官员政绩涂抹上了一层最亮丽的光环。这意味着，房价快速上涨，地方政府官员不仅不必承担责任，还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官员抵制和化解调控政策的心态，推动房价的进一步上涨。
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，建设部会同全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对房价涨幅进行调查，并表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，第一次非常清楚、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问责制。但是，建设部的问责能够真正推行下去吗？

    最起码的一个问题是，建设部作为房市调控的主体之一，与地方政府一样，它在房市中也有利益因素，也应该被作为检查的对象，如果它在房市调控中没有尽到责任，也理应成为被问责对象。因此，由建设部会同全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对各地房价涨幅进行检查并问责地方政府官员，缺乏足够的公平性和权威性，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官员口服心服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在两次房市调控当中，建设部的表现屡遭公众的质疑和批评。比如，建设部官员和建设部自身，在“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要占开发总面积的70%”这一具体规定上的动摇，就使二次调控最具有杀伤力的一个具体规定被软化，建设部因此遭到公众的批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由它去检查和问责地方政府官员显然缺乏足以服众的公信力。

    而且，一些房价逆调控上涨大涨的城市（比如北京），其地方官员的级别在建设部官员之上，建设部能否对其进行问责？即便对那些级别较低的地方官员，建设部又依据什么规定对他们进行问责？

    因而，房市调控需要问责，但需要制定出明确而详细的问责法规，并由中央直接委派检查团对各地房市调控的落实情况进行调查，对执行调控政策不力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严厉问责，才能确保问责到位。只要问责到位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被调动起来，他们自己就会想办法采取有效措施稳定房价，而不是听任甚至支持房价上涨。